民国十七年的上海，黄浦江的水泛着煤烟色的光，外滩的钟楼刚敲过十二点，法租界的街道却已亮起昏黄的灯。黄金荣坐在公馆二楼的红木椅上，指尖摩挲着翡翠烟嘴，目光扫过跪在面前的少年——阿强。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竹布衫，膝盖沾着泥，却挺直腰板，眼神里带着股子倔劲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黄金荣吐出一口烟，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“陈阿强，码头扛包的。”少年的喉咙发紧，却没低头。
“为何要拜我为师？”黄金荣眯起眼，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。
“前天夜里，您在十六铺遇刺，是我扑过去挡了一刀。”阿强抬起胳膊，袖口露出半截伤疤，“我欠您一条命，想跟您学本事，混出个人样。”

黄金荣没说话，只是盯着那道疤看了许久。忽然笑了：“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干儿子。”说罢，他拿起桌上的玉佩，塞进阿强手里，“这物件能保你平安，往后跟着我，别丢了性命。”

阿强成了黄金荣的干儿子后，日子像坐上了黄包车——快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每天清晨，他要跟着师傅去茶楼听消息，看报纸上的黑道新闻；中午要在公馆里伺候客人，倒茶递烟；晚上则跟着兄弟们去巡场子，处理地盘上的纠纷。最让他头疼的是那些“师叔”，比如杜月笙的徒弟万墨林，总爱找茬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在荣爷身边？”每当这时，阿强只能咬着牙忍，直到黄金荣出现，冷冷地说一句：“阿强是我的人，谁敢动他？”那些人才会讪讪退去。

可江湖哪有永远的平静？民国十八年春天，法租界来了个新巡捕头，叫史密斯，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国佬。他看不惯青帮的走私生意，接连查封了几家赌场和烟馆。黄金荣震怒，拍着桌子骂：“这洋鬼子是想断我们的财路！”当晚，他就召集手下商议对策。阿强站在角落里，听着他们讨论如何对付史密斯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要是能除掉这个巡捕头，师傅肯定会重用自己。

机会来得很快。几天后，史密斯要去参加一场慈善晚宴，路线早已被青帮摸清。阿强主动请缨：“我去杀了他，保证手到擒来。”黄金荣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头答应了。那天夜里，阿强埋伏在宴会厅外的巷子里，握着匕首的手全是汗。当他看到史密斯走出来时，正要冲上去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低喝：“住手！”回头一看，竟是杜月笙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杜月笙皱着眉，“荣爷说过，不准乱杀人。”
“这是师傅的命令！”阿强急了，“我要为师傅分忧！”
“分忧？”杜月笙冷笑，“你要是杀了史密斯，洋人会派军队来围剿我们，到时候整个上海滩都要遭殃！你以为这是英雄？这是蠢！”

阿强愣住了，手里的匕首慢慢垂下来。杜月笙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跟我走，我带你去见荣爷。”

回到公馆，黄金荣正在抽鸦片，看见阿强和杜月笙进来，放下烟枪问：“事情办妥了？”
“没有，”阿强低下头，“我想杀史密斯，被杜先生拦下了。”
黄金荣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：“做得对。江湖不是靠杀人混出来的，是要讲规矩、讲情义的。”他转向杜月笙，“月笙，你这孩子教得好。”

那一刻，阿强终于明白，原来江湖不是只有打打杀杀，还有人情世故，还有权衡利弊。他看着杜月笙，心里涌起一股敬佩——这个师叔，比他想象中更有头脑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民国二十年，日本兵打进上海，黄金荣的势力逐渐衰落。阿强跟着师傅去了香港，可没过多久，黄金荣就病倒了。临终前，他把阿强叫到床边，递给他一张纸条：“这是我留给你的东西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”

阿强接过纸条，上面写着几个地址和一笔钱。他哭着问：“师傅，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黄金荣笑了笑，声音微弱：“江湖啊，就像这黄浦江的水，看似浑浊，却藏着许多秘密。你要记住，不管做什么，都不能忘了良心。”

说完，他便闭上了眼睛。

黄金荣死后，阿强拿着那张纸条，回到了上海。他没再涉足江湖，而是开了一家小饭馆，取名“荣记”。每天清晨，他会站在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想起当年跪在师傅面前的那一夜。他知道，自己 never 真正离开过那个江湖，因为师傅的话，已经刻进了骨子里。

如今，上海的老街坊们还会说起“荣记饭馆”，说起那个曾经是黄金荣干儿子的老板。有人说他傻，放着大好的江湖路不走，偏要守着个小饭馆；也有人说他聪明，懂得急流勇退。而阿强自己知道，他想要的，不过是平凡的日子，和对得起良心的生活。

毕竟，江湖再大，终究抵不过一颗安稳的心。